纽约来电
手机铃响，看来电显示，是一组“000”打头的奇怪号码，拒绝接听。铃声又响，一看还是那组号码，再拒绝。再响，再拒绝。对方很固执，连拨六次，我只好投降。一个拖泥带水的声音问：“是何况先生吗？”
我边在记忆库中搜索这个声音边回答：“应该是。”我回答得留有余地并非是我故弄玄虚，而是因为我不敢确定对方就是找我。何况只是我的一个笔名。
但是，我的回答显然让对方猝不及防。从长久的沉默中我推断，对方也被我模棱两可的回答搞糊涂了。就在我准备放弃继续对话的时候，那个绵软的声音再次响起：“我是纽约。”
纽约没有我的熟人。我断定是某位朋友的恶作剧。但我无法解释那组奇怪的号码，于是我索性装聋作哑。
“我是刘鸿生的孙子刘作卿。”
我开始认真对待这通电话了，因为我和刘鸿生曾有文字缘。
刘鸿生祖籍浙江定海，出生于上海， 17岁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后从洋行跑街做起，在开滦矿务总公司买办任上掘得“第一桶金”，遂自立门户，创办了十多个民族资本企业， 范围广及火柴、水泥、毛纺、煤矿、煤球、码头堆栈、煤炭经销以及银行、保险等业，有“火柴大王”、“水泥大王”、“煤炭大王”的美誉。他麾下的刘氏企业集团与荣氏企业集团、郭氏永安集团、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一道，构成了民国时期上海乃至全国工商界最耀目的风景和最亮丽的星群。新中国成立后，他毅然从香港返回大陆，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并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分会副会长等职，嗣后又分别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常委，1956年病逝于上海。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胡厥文曾赋一铭赞刘鸿生：“明察秋毫，恢恢大度。创业惟新，不封故步。细大不捐，勤攻所务。爱国心长，义无反顾。”
我是在为撰写一部有关上海南京路的书搜集素材时偶然接触到刘鸿生的资料的。10年前，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我写的《火柴大王刘鸿生》一书。书中，我披露了刘鸿生嫖妓等一些隐私。是不是他的后人不满意我这么写，要找我打官司？我当然不怕打官司，因为我有可靠的史料依据。
不出所料，刘作卿先生果然谈到了这部书：“我们读到了您写的那本有关刘鸿生的书。您书中写到的一些事，连我们后人都不清楚。国内出版了许多本写刘鸿生的书，我们觉得还是您这本写得最好。谢谢您。”
我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能得到你们认可，我感到欣慰。”看来，刘鸿生的后人胸怀不狭窄。
刘作卿先生告诉我，他转了许多个弯，才在解放军出版社的一位编辑那儿找到我的电话。“总算联系上了。”他说，好像松了一口气。
此后我们便经常联系，刘鸿生是主要话题。前些日子，刘作卿先生在电话里告诉我，今年是刘鸿生逝世五十周年，他们准备在上海搞些纪念活动，内容之一就是立块碑，希望我能接受他们的委托撰写碑文。我没写过这类盖棺论定的文字，但还是表示乐意试试。
要把一个人的一生行状比较完整准确地浓缩在几百字的碑文里，难度很大。我首先研读了刘作卿先生通过电子邮件发来的大量今古人物的碑文，然后花了一天时间重新梳理刘鸿生的史料，再用一天时间撰稿，字斟句酌，反复修改，总算完成了任务。刘鸿生的后人围绕我提供的碑文初稿多次开会讨论，终于定稿。纪念活动的具体时间确定后，刘作卿先生向我发来邀请，希望我届时能出席。
这件事触发了我的一些思考。我在书中揭了刘鸿生的短，他的后人为什么能接受呢？我想，他后人的素质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是我下笔不带恶意，不是为了制造轰动效应去揭人隐私。我因此得出结论：无论是为人还是为文，只要与人为善，就容易获得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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